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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创造，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农村法治现代化的一个源头，他们在农村法治领域内的创造，数十年来一直得到了高度的尊重。

结语 前文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等方面，描述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现代法治包含的基本要素。简而言之，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对于防范国家内乱来说，还是搞法制、建构现代法治靠得注些。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既有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他的五个弟弟都抱怨他，他们重述了皇祖的教导而写下了五子之歌，其中的一首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这样的法治历史意识主要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之融入现代法治的历史意识。英国宪法实际上已经根本不存在了。表面上看，保障个人自由或个体优先是一个完美的德性准则，然而，在个人自由或个体优先的背后，却是资本家规定工资、规定工时的自由，以及穷人晚上睡桥洞、睡大街的自由。

虽然墨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并未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墨家提出的一些主张，对中国现代法治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社科法学仅仅将法律规范当作裁判的背景，而不是裁判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这个目的，法律规范仅仅是纠纷解决的工具之一。例如，许多人的本意是想讨论法律社会学如何可能以规范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分析和论证的过程中，却变成了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论证，即各种关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法律规范是否毫无用处，还是很有助益？但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有可能从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和立场来说明规范的性质是什么，那么就确实存在一种以规范为严格研究对象的描述社会学的可能性。涂尔干的这种观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具有代表性。

社会学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则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派为代表，赛尔兹尼克和诺内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例如，所谓的社会行动，指的是某个行动面向他人的，而非个体单独在房间里的纯私人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道德与法律的强制力特征，将法律与道德界定为社会事实，这至少是不充分的。这项工作不但将法律规范当作一种社会事实来进行观察和说明，同时也将此种观察和说明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关联起来，与中国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复杂性、抽象性和多元性的新特征结合起来，探讨一种全新的法律社会学的范式。在法律这样一种媒介下，行动者采取合法行动的动机也就被激发出来了。也恰因如此，涂尔干才会得出如下结论： 它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集体的（即多少带点强制性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普遍的，所以它才是集体的。

更进一步地说，与传统的社群性习惯法不同，现代法律往往要超越这些不同的社群，主要针对的是个体在大型社会这个层次的生活和交往做出规定。这就能够保证研究方法的客观中立性。正如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所指出的，合理性是一个规范概念。共享意图的社会行动，主要就处于社会概念的这一层含义之中。

这是因为，社会事实是实在的东西，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现实，是有自己固有存在的东西。通过将动机与情绪的比较，格尔兹指出，与情绪由于情境而被赋予意义不同，动机是由于目的而被赋予意义。

在这些例子中，通过集体意向性来解释规范的涉他效力，是很有启发性的。就此而言，汽车的定义或许应该是：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

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交叉学科研究自身的方法论问题。它存在于整体中的每个个体，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整体，而不是能说它存在于整体，是因为它已存在于个体。这是因为，法律和道德都符合社会事实的标准，即外在性和强制性。因此，社科法学的事实概念，并非客观中立意义上的这是事实，而是必须重视案件中的事实，这样才是对的。通过集体意向性说明规范的性质和作用，确实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性。这些例子都启发我们，或许可以将法律看作类似于货币、权力这样的一般性的和象征性的媒介，从而通过法律对社会行动者所产生的某种象征性激发，来理解法律规范在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的作用，从而阐明法律规范的性质。

但这种具有涉他拘束力的规范，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法律规范，而是混杂着法律、伦理、道德、习惯等各种因素的，不言自明的规范。要想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要提供某种设施或者媒介，个体可以凭借这个设施或媒介，在面临失望的情况下，得以维持反事实的预期。

而社科法学则往往不仅希望法教义学研究者承认法教义学是有局限的，同时也试图放大法教义学的局限性，将它描述成一种严重和根本的缺陷，从而希望他们进一步承认社科法学构成了法学教育和法律方法的一种全新范式。集体意向性的一个核心内涵，就是一起做事情。

即便越轨行动发生，也可以被当作例外来进行处理。作为事实的法律，它的另外一种含义是，承认法律的自我主张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首先承认法律如其所是。

哈特似乎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强关系。具体某个人对规范的接受和理解，很可能是主观的和个体的，因此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第一层含义主要处于社群层次，表达的就是某种超越个体的，并在个体之间共享的东西。但法律社会学并非唯一的一种非规范主义的方法和进路。

事实性就包含了规范性。无论是散步、一起郊游还是演奏交响乐，这些行动者都共同身体在场，并且基于这种身体在场，而形成了某种紧密的共享的集体意向性，从而形成了某种规范性的拘束力。

A承诺存在本身，就排除了各种利弊得失的具体考量，成为张三做出B行为的排他性理由。法律社会学是否能够以法律规范作为对象予以描述和说明的问题，也容易被转换成社科法学是否能够处理规范的问题。

例如，远程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往往是通过书信和文件的形式开展的。涂尔干既被看作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被公认为法律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在一个大型复杂的社会中，当这些传统机制纷纷失效的情况下，行动本身不可预测性增强了。如果说，规范就是其他人对个体行动者的某种行动预期，那么规范的事实有效性，就是此种行动预期的兑现。类似于汽车是什么法律是什么这类问题，是不能被局限在以司机为视角，从司机工作习惯和方法中概括总结出来的驾驶学中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此种激发性的接受要素。

但如果要求把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和训练，变成了法学教育的主流，而传统法教义学则变成了法学教育的旁枝，甚至将社科法学看作法学教育的主流范式，他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了。物物交易满足了交易主体对物品的不同需要。

与它形成对照的，则是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解释和适用的法律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行动中的法与纸面上的法才是有意义的。

这是因为，无论是法律、道德还是强制，最终都关涉人的实践和行动，以及个体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也即社会秩序的形成：法律在所有时空中所具有之最为显著的一般性特征即是：其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行动（human conduct）不再是任意的（optional），而是在某种意义下具有义务性的（obligatory）。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就要求研究者严格遵守价值中立的立场，不是从正确性的角度去证立规范，而是从一种客观实证的态度出发，来说明法律规范的性质是什么。